伤痕小说内容特点

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：2024-10-23 19:3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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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心网友 时间：2天前

从艺术内容上，早期的“伤痕小说”多将上山下乡描绘为不堪回首的噩梦，作品充满过去岁月中的苦难、悲剧性人生转折，以及丑恶、欺骗、倾轧、利用等背叛人类美好情感的现象，基调常是对极左路线和政策的强烈否定和批判，涉及个人经验、情感时则带有浓重的伤感情绪，对当下和未来的迷茫、失落、苦闷和彷徨弥漫其中。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“反思文学”中深化，转向对个人、社会、人生和未来的深刻思索和有意识的追求与前进，将一场神圣与荒谬交织的运动不仅仅归咎于社会、政治，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大社会、大背景的联系。

从艺术审美角度看，早期的“伤痕文学”的艺术成就并不高。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作家们急于表达，情绪激动，情感浓烈，叙述急切，揭露丑恶过于功利，说教意味浓厚，艺术上显得幼稚、矫揉造作，斧凿的痕迹明显。

从历史发展和当代文学的视角看，“伤痕文学”的出现引发了长时间的争论和辩论，最初带有贬义，被视为对五六十年代“暴露文学”、“写阴暗面”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。围绕《伤痕》等作品，1978年夏至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讨论。围绕文艺与意识形态、文艺的社会作用等命题得到了重新辩论与争鸣。1979年1月陈恭敏在《戏剧艺术》上发表的《工具论还是反映论——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》以及同年4月《上海文学》评论员文章《为文艺正名—驳“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”说》有力地驳斥了文艺纯粹为政治附庸的说法，对“伤痕文学”揭露性的描写给予了肯定。

然而，今天重审这批“伤痕文学”作品，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，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中，它们虽然力图挣脱，但实际上仍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。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、文本的主题话语、叙事模式以及人物形象修辞等方面，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。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，“伤痕文学”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。

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，也围绕现实主义“真实性”等方面展开了讨论，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。现实主义的复归是当时审美“言说”的方式，这一言说对“历史”（文革）的审视、对自我的探求（反思）、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（改革文学）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。尽管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，但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、权势话语的限制。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“伤痕文学”离开政治因素，不仅无从表述，也毫无意义。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的一致性，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同时，“伤痕文学”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《生活的路》、叶辛《蹉跎岁月》、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》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，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，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、人情、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人的尊严、价值、权利的呼唤。

作为一个时代的“证言”，“伤痕文学”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。随着时代的反思，文学可能会进一步升华。“文革”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、内心的空间。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，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，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。局限作为刚刚摆脱文革僵死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，“伤痕文学”的局限是明显的。

首先，从社会意义上来说，“伤痕文学”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。它只是从政治、社会、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，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、封建意识的分析。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“坏人做坏事”，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，是一种在肯定“个人崇拜”前提下的，对野心家的谴责。

其次，在艺术表现上，“伤痕文学”显得十分幼稚。我们可以发现，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痕迹，如在《班主任》中，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：“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，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。”另外，由于“伤痕文学”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责任感，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，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，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。

第三，“伤痕文学”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，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。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：其一，是表现灾难；其二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。而“伤痕文学”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，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画。这样，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，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“美的毁灭”，只能引起人们“兔死狐悲式”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。

最后，需要指出的是“伤痕文学”模式化的喜剧结尾。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，文艺界仍然存在着“写暴露”、“写悲剧”的禁忌；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“左”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，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“前途光明”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，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，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。这种完满的“大团圆”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。这种局限性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，它的最大价值所在，是它连接文革“假、大、空”文学与新的体现“人”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。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《啊！》以及金河的《重逢》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，后者虽然被誉为“伤痕文学”的代表作，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。

伤痕小说是社会主义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种全新文学题材。